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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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增生病又称“乳腺结构不良”，其本质上是乳腺生理增生与复旧不全造成的乳腺结构在数量和形态上的异常，是既非炎症又非肿瘤的一类病的总称。以乳房疼痛、肿块为主要临床特点。多发于30至50岁女性，发病高峰为35至40岁。 钼靶X射线检查乳房摄片、冷光源强光照射、液晶热图像等检查有助诊断。必要时可做组织病理学检查。 乳腺增生属中医“乳癖”“乳痞”“乳中结核”“奶积”等范畴。有关本病的描述最早见于《中藏经》，后历代医家对其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治疗均有详尽的阐述。像清代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云：“有乳中结核，形如丸卵，不疼痛，不发寒热，皮色不变，其核随喜怒而消长……多由肝气不舒郁结而成。”既准确描述了肿块的特点，又指出了其生病与情志变化的关系。 中医学认为，乳房为肝胃二经所司，足太阴脾经亦与之相邻，如果内伤情志，肝郁气滞，气机阻滞，气血为之逆乱；或脾气结滞，水湿失运，痰浊内伤，凝结于乳房则见乳房外上方色白漫肿，可随喜怒而消长。而冲任属于肝肾，内伤情志亦可化火而耗伤肾阴，多产坠胎伤血，肾脏亏损，脾胃受伤，气血亏少，冲任失调，气机不畅结块于乳房而发病。 取穴取内关穴、肩井穴、天宗穴、肝俞穴。心烦意乱、胸胁胀痛、经期延后、乏力等肝郁气滞为主者加三阴交穴；精神不振、头晕耳鸣、激动易怒、口干口苦、经期紊乱、大便干秘等阴虚火旺症状明显者加太溪穴、三阴交穴；平时有痰多、质黏稠，烦躁易怒，失眠多梦等痰瘀凝滞表现者加丰隆穴。 操作患者取舒适俯卧位并将背部充分暴露，术者力量适度地在肩井穴、天宗穴、肝俞穴处按揉至局部发红、发热，常规消毒后右手持一次性采血针针尖对准穴位局部快速点刺，接着左手持火焰开至最大的打火机，于右手所持的罐口适宜的玻璃罐中瞬间闪过后迅速将罐拔于其上，10分钟后起罐，将血迹搽拭干净后再常规消毒。嘱患者针罐处24小时内应保持干燥、清洁，禁止湿水。隔3天施术1次。患者换取舒适仰卧位并将所选穴位处充分暴露，常规消毒后一次性针灸针直刺太溪穴1寸，施以缓慢提插捻转补法。针尖45°向膝关节方向刺三阴交穴、向肘关节方向刺内关穴各1寸，施以小幅度缓慢捻转提插手法，以患者自觉麻胀感、分别向膝（肘）关节方向传导为佳。直刺丰隆穴2寸施以缓慢提插泻法。留针30分钟，每日1次。 方解方中内关穴为手厥阴之络，别走手少阳三焦，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阴维脉，又同足阳明相合，足阳明胃经“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人气街中”。针刺能够宽胸降逆、理气和胃，解除胸胁瘀塞，使乳房气血畅通。肝胃二经循行过乳头、乳房，肩井穴属与肝经互为表里的胆经，是手少阳胆经、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阳维脉的交会穴，刺激肩井穴和位居足太阳膀胱经的肝之背俞穴肝俞，协同达到疏肝解郁、清泻积热、通经活络、散瘀破结、理气止痛之效。据神经节段理论，刺激天宗穴可直接刺激乳房部位，调整紊乱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功能，抑制增生细胞基因的复制，从而促进增生的乳腺组织恢复正常。太溪穴为肾经原穴，乃足少阴经之脉气所注，属输土穴，具有滋阴补肾、通利三焦的功能。取足三阴之交会穴三阴交穴，可滋阴生津、调理气血、顺畅三焦气机升降。丰隆穴属胃经，又为络穴，联络脾经，具有运化水液、健脾化痰、清热利湿、和胃降逆的功效。研究证实，通过对丰隆穴的刺激可影响大脑皮层的功能，帮助放松身心，对于因痰湿内扰、心神不宁引起的失眠等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蔡晓刚 山西省洪洞县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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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男，57岁，2023年6月3日初诊。患者诉患阴囊湿疹半年余，经中西医治疗后皮肤干燥肥厚，皱纹变深，呈核桃皮状，常有薄薄的痂皮和鳞屑，皮肤色素加深。夜间瘙痒剧烈。舌红，少苔，脉细数。 辨证：阴阳失调，气血失和。 治则：调和阴阳气血，滋血润燥。 方用四藤煎（天仙藤50g，鸡血藤20g，钩藤20g，首乌藤20g）组方外洗，处方：天仙藤50g，鸡血藤20g，钩藤20g，夜交藤20g，蛇床子30g，北沙参20g，麦冬20g，马勃20g，山豆根10g，金银花20g，赤芍20g，白鲜皮10g。5剂，每剂洗3次，每日1~2次。 再诊时，述洗至3剂后，瘙痒减轻，皮肤转润，精神，饮食俱佳。再拟处方：天仙藤50g，鸡血藤20g，钩藤20g，夜交藤20g，当归20g，生地黄15g，防风10g，苦参30g，秦皮30g，牡蛎30g，地肤子20g，蝉蜕10g，杭菊15g，马勃15g。5剂。连翘败毒片3盒，每日2次，每次4片口服。 1个月后来复诊，局部已接近正常皮肤，惟觉阴囊稍有干燥不适感。处方：天仙藤50g，鸡血藤20g，钩藤20g，夜交藤20g，木馒头20g，苦参30g，秦皮20g，地肤子15g，蛇床子15g，生地黄20g，玉竹15g，玄参20g。5剂，用法同上。治疗近2个月痊愈。 按 四藤煎，为中医皮肤科泰斗赵炳南调和阴阳气血的基本配伍方剂。藤主通，能循脉络，无微不至。阴阳所以不和皆不通之故也，不通则气血不和，常致气滞血瘀。藤类药缠绕蔓延，纵横交错，无所不至，可通行十二经脉，行气活血。其中天仙藤性苦温，归肝、脾、肾经，用之可祛风活血利水，使气无不行，血无不活，周身上下得以条达；钩藤性甘，微寒，归肝、心包经，轻能透发，清能泄热，故可清热平肝，下气宽中。此两味药主阳，调气，皆可祛风。首乌藤，性甘、平，归心、肝经，有养血益肝安神之功；鸡血藤，苦，微甘、温，归肝经，有养血活血调经之功。此两味药主阴，皆有养血之功。故四药合用，使气行血活，以达调和阴阳之功。在用四藤的全程治疗中佐入清热解毒药（马勃、山豆根、金银花、赤芍、白鲜皮）、滋阴凉血药（玄参、生地、北沙参、麦冬）、镇潜熄风药（钩藤、夜交藤、牡蛎、蝉蜕）等味，并配合清热败毒药口服，使半载难愈之疾，终获治愈。（江流 安徽省岳西县王业龙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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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痤疮俗称“青春痘”，又名“粉刺”，是一种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多见于青年人。病因为青春期阳气旺盛，血热偏胜，加之常食辛辣、烧烤、肥甘之品，助热生湿，热邪与湿毒搏结于面部肌肤、毛窍，发为疮疹。病位在于肌表之间。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臣”字门儿科第五代传人、江苏省仪征市中医院主任医师孙浩创制了一则消痤方，外洗治疗该病疗效颇佳，现介绍如下。 方药组成及用法 处方：苦参15g，芦荟10g，紫草10g，白鲜皮15g，地肤子15g，赤芍15g，连翘10g，生薏苡仁15g，生山楂15g。 用法：每剂煎2次，共煎成约500ml。待药液温和不烫手，用纱布蘸取药液清洗痤疮反复多次，每次洗约10~15分钟，洗后以药液蘸湿纱布贴敷患处，每次10~15分钟。 典型病案 张某，女，19岁。因面、颈及胸前痤疮甚密就诊，红色丘疹、脓性丘疹、小脓疱等随处可见，处以消痤方5剂，每日1剂，用法如上所述。连用5天，疮疹消去大半，继用5天，疮疹全部退清。随访1年，未复发。 按 本方药有清热去湿、凉血活血、解毒消疮之功效。孙浩认为，外用洗浴可以直接作用于疮面，收效甚捷。《外科正宗》治痤痱疮用苦参汤“淋洗患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治小儿头疮用蛇床子、白矾为末，“干掺疮上”等等。本方中苦参、芦荟、连翘清热解毒，生薏苡仁祛湿，紫草、赤芍、山楂凉血活血，白鲜皮、地肤子消疮止痒，共煎水外用，对皮肤亦无刺激作用。在治疗期间，嘱患者饮食宜清淡，忌辛辣、油炸之品，避免熬夜，放松心情。（时乐 江苏省仪征市中医院）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July · 1 min read
关闭评论，不知道为啥老是不少人发信息，又看不懂，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的博客流量少，但是发信息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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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neuralgia，TN），又称痛性抽搐（ticdouloureux），是指累及面部、限于三叉神经的一支或几支分布区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痛，是最典型的神经痛。年发病率为 5.5/10万～7.6/10万。本病 70%～80% 的病例发生于 40 岁以上，女性略多于男性，约为 3:2～2:1；多数为单侧性，仅有 5% 左右为双侧性。本病属于中医学“面痛”、“偏头痛”、“头风”、“齿槽风”等范畴。 病因病机 本病病因初起以风邪、风火多见，病久则多兼痰、兼虚、兼瘀。病机较为复杂，概而言之有外感与内伤之别，同时又与风邪密切相关。因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府”，手足三阳经均会于此，五脏六腑之气血精华皆上注于头。大凡外感致病，高巅之上，惟风可达，风邪升发，多夹寒、热邪气。《证治准绳》云：“面痛皆属于火……暴痛多实。”《丹溪心法》谓：“伤风头痛或半边头痛，皆因冷风所吹，遇风冷则发。”风邪每与寒、火、痰兼夹合邪，以致风寒凝滞，或风火灼伤，或风痰壅阻三阳经络而发为疼痛，风为阳邪，善行而数变，故可来去突然，反复发作。内伤致病，每与肝胆郁热、胃热炽盛上炎、阴虚阳亢而化风等密切相关，进而风火攻冲头面，上扰清窍，而致疼痛；或由头面气血瘀滞，阻塞三阳经络，不通则痛，亦为内伤致病之因。外邪致病，日久不愈，反复发作，常可循经入里，化热伤阴；病久则血行迟涩，血瘀络痹而成顽痹，诚如《临证指南医案》所云：“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而内伤致病亦多随感受外邪，使病情加重，故内外合邪为患是本病发生的又一临床特点。 症状 1.发作情况 疼痛发作前常无预兆，为骤然发生的闪电样、短暂而剧烈的疼痛。病人常描述为电灼样、针刺样、刀割样或撕裂样的剧烈疼痛。发作时病人常以手掌或毛巾紧按病侧面部或用力擦面部以期减轻疼痛。有的在发作时不断做咀嚼动作，严重者常伴有面部肌肉呈反射性抽搐，口角牵向一侧，又称“痛性抽搐”；有的伴有面部发红，皮肤温度增高，结膜充血，流泪，唾液分泌增多，鼻黏膜充血流涕等症状；有的病人甚至疼得在床上翻滚。每次发作可由数秒至一两分钟后骤然停止。间歇期一如常人，少数可仍有烧灼感，一般夜间间歇期较长，可数日发作1次。大多逐渐加重，疼痛发作次数逐渐频繁，严重者数分钟发作1次，甚至终日不止。病程可呈周期性发作，每次发作期可持续数周至数月，缓解期不定，但很少有自愈者。部分病例发作周期似与气候有关，春季及冬季较易发病。 2.触发点及其诱发 在病侧三叉神经分布区某处，如上下唇、鼻翼、口角、门齿、齿根、颊、舌等，特别敏感，稍加触动即可引起疼痛发作，这些敏感区称“触发点”。 三叉神经第3支（下颌支）诱发疼痛发作多因下颌动作（如咀嚼、呵欠、说话等）及冷、热水刺激下齿处所致，而直接刺激皮肤触发点诱发疼痛发作者较少。 诱发第2支（上颌支）疼痛发作则多因刺激皮肤触发点（上唇外 1/3、鼻翼、上门齿、颊部及眼球内侧等处）所致，饮冷热水、擤鼻涕、刷牙、洗脸、剃须等可诱发，严重者移动身体带动头部时可诱发。 因此，严重影响病人生活，即使在间歇期间，病人常不敢进食、大声说话及洗脸，唯恐引起发作。 3.侧别及支别 三叉神经痛大多为一侧性，少数双侧疼痛者往往先在一侧，或一侧疼痛发作较对侧严重，经治疗一侧疼痛消失后，对侧发作随之加重。疼痛多由一侧上颌支或下颌支开始（由眼支起病者极少见），后逐渐扩散到两支，甚至三支均受累，累及三支者较少见。疼痛受累支别，以第3支最多见（约占60%），第2支次之（约占30%），第1支最少见。两支同时发病者以第2、3支合并疼痛者最常见（约占80%），少数可三支同时疼痛。第3支疼痛大多由下颌犬齿部开始，向上放射至耳深部或下颌关节处，少数可呈相反方向放射。大多均局限于第3支支配范围内。第2支疼痛多由鼻孔处开始，放射至眼眶内缘或外缘处，有时可扩散至第1支区域而产生眼部疼痛。 体征 病人因疼痛发作不敢洗脸、刷牙、剃须、进食，故面部及口腔卫生很差，全身营养不良，面色憔悴，精神抑郁，情绪低落。 慢性病人，可有营养障碍，如面部局部皮肤粗糙，眉毛脱落，角膜水肿、混浊，麻痹性角膜炎，虹膜脱出，白内障，甚至咀嚼肌萎缩等。 神经系统检查正常，有时因局部皮肤粗糙，局部触觉可有轻度减退，做过封闭治疗者可有面部感觉减退。应详细检查有无其他神经系统体征，与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相鉴别。 诊断要点 面或额部的阵发性疼痛，持续数秒至2分钟。疼痛至少有以下特点： （1）沿三叉神经的1支或1支以上的分布区。 （2）特征为突发、剧烈、尖锐、浅表、刀刺样或烧灼样。 （3）疼痛剧烈，从触发点诱发，或因某些日常活动诱发，如吃饭、谈话、洗脸或刷牙。 （4）在两次发作期间患者完全正常。 没有神经系统的任何缺损所见。 每个病人的发作具有刻板性。 病史、躯体检查及必要时所做特殊检查可排除导致面痛的其他原因。（参照1988年国际颈痛学会、国际头痛学会分类委员会标准） 鉴别诊断 牙痛：三叉神经痛往往易被误诊为牙痛。牙痛为持续性，多局限于齿龈部，不因外来因素加剧或诱发，必要时做X线检查可发现牙病、埋伏牙或肿瘤等。 舌咽神经痛：舌咽神经痛较少见，与三叉神经痛发病率之比为1：（70～100），多见于年轻妇女。疼痛部位在舌根、软腭、扁桃体、咽部及外耳道等处。常在进食、吞咽、说话时诱发。扁桃体可有压痛。用4%可卡因溶液、1%丁卡因溶液等喷涂于咽部、扁桃体及舌根部，如能止痛即可确诊，并可与三叉神经痛鉴别。 蝶腭神经痛：蝶腭神经痛又称不典型面部神经痛、Sluder病。病因不详，可能与鼻窦感染有关。疼痛位于颜面深部，可由牙部发出放射至鼻根、颧、上颌、眼眶、乳突、耳部、枕部、肩部及手部等处，眼眶可有压痛。疼痛呈烧灼样或针刺样，阵发性或持续性，无一定规律。发作时病侧鼻黏膜充血、阻塞、流泪等。做蝶腭神经节封闭有效。 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继发性三叉神经痛发作情况及特征与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相似，但发病年龄较小，体格检查有时可发现面部感觉减退、角膜反射迟钝、听力减弱等阳性体征。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病因有脑桥小脑角肿瘤（以胆脂瘤最多见，其他有听神经瘤、脑膜瘤、血管瘤等）、三叉神经节肿瘤、脊索瘤、垂体瘤长入麦氏囊、颅底恶性肿瘤（如鼻咽癌、其他转移癌等）等。鉴别以上病因应做进一步检查，如颅底X线摄片、脑脊液检查、鼻咽部活检、CT扫描及MRI等。 辨证治疗 一般而言，本病初期多实，病久则可见虚证或虚实夹杂之证。初期多为风夹寒热之邪，阻滞经络所致，或由肝火胃火上扰清窍而成。此多为实证，故可见疼痛剧烈，多呈灼痛、撕裂样疼痛。病久不愈，气血亏虚，可见钝痛持久、面色无华、少气懒言、舌淡等表现。亦可见本虚标实之证。 临证时应详辨寒热。本病既可由风寒所致，亦可由风热或胃火、肝火上扰引发。疼痛阵作，如有冷风拂面、惧怕风冷刺激者，多为风寒。如见疼痛剧烈如灼、口干、口苦、面红目赤、舌红苔黄者，多为肝火。 本病的辨证分型，针对外感与内伤致病之因，结合兼夹邪气为患的特点，分为风寒凝络、风热伤络、肝火上扰、胃火上炎、瘀血阻滞5个证型。治疗上当以止痛为要。由于本病以疼痛为主，因而在辨证论治的同时，常配用疏风止痛或活血止痛之品，以助提高疗效。 1.风寒凝络 证候特点：颜面阵发性剧痛，喜裹头面，惧怕风冷刺激，每遇风寒诱发或加重，舌质淡，苔薄白，脉浮紧或弦紧。 治法：祛风散寒，通络止痛。推荐方剂：川芎茶调散加减。 基本处方：川芎15g，荆芥10g，白芷10g，羌活10g，细辛5g，防风10g，蔓荆子15g，蜂房9g，甘草3g，清茶少许。每日1剂，水煎服。 加减法：阳虚恶寒较甚，脉沉细者，加炙麻黄10g、熟附子9g以温阳散寒；风痰壅络，面颊麻木作胀者，加法半夏15g、胆南星10g、白附子10g、天麻9g以祛风化痰；颜面肌肉抽搐者，加全蝎10g、白僵蚕10g息风止痉；寒凝痛甚者，加蜈蚣2条（去头足）、制川乌5g散寒止痛。 2.风热伤络 证候特点：颜面阵发性剧痛，有灼热感，口苦微渴，便秘溲赤，舌边尖红赤，苔薄黄而干，脉浮数或弦数。 治法：祛风清热，通络止痛。推荐方剂：芎芷石膏汤加减。 基本处方：川芎15g，白芷10g，生石膏30g（先煎），细辛5g，菊花15g，荆芥6g，薄荷10g（后下），蔓荆子15g，丝瓜络10，甘草6g，清茶少许。每日1剂，水煎服。 加减法：风热較甚者，加黄芩10g、梔子10g以清热泻火；便秘者，加大黄5g（后下）通腑泄热；面肌痉挛抽搐者，加地龙10g息风镇静。 3.肝火上扰 […]
June · 1 min read
摘要 “病脉证并治”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创的中医诊疗模式，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典范。通过回溯“病脉证并治”的起源、形成、诊疗模式的确立，以及辨证论治的提出与广泛运用发展史，认为“病脉证并治”起源于先秦“病-药”模式，秦后期出现了经方家“病-方-药”模式及医经家“病-脉-治”模式。东汉为“病脉证并治”模式的构建时期，形成了“以病为纲、脉证为目、治病求本”的病证结合诊疗模式，确立了一套辨识与治疗疾病本质的临床思维程序。后世医家在张仲景“病脉证并治”模式基础上进行拓展与发挥，直至明清时期辨证论治的提出，现代辨证论治模式的确立，当代演变为辨证论治基础上的病证结合模式，故认为辨证论治模式是当代对“病脉证并治”模式进一步的演变与发展。 导读 中医诊疗模式指运用中医思维，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诊疗活动进行干预的诊疗方式，包括一系列在诊断、决策与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和技术流程，是对诊疗规律和主导思想的集中表述［1］。中医临床为复杂干预过程，诊疗模式是影响诊疗技术与临床疗效的关键性因素［2］。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提出“病脉证并治”模式，开创了多维融合、动态系统及程式化辨治疾病的临床范式。目前已有研究对“病脉证并治”框架及内涵进行研究［3-4］。本研究通过回溯“病脉证并治”的起源、形成、诊疗模式的确立，以及辨证论治的提出与广泛运用历史，以明晰“病脉证并治”的演变历程，为现代临床实践提供借鉴。 1 “病脉证并治”的起源及形成 “辨病脉证并治”指运用中医思维对病、脉、证的辨治思维全过程，是一种代表性的中医诊疗模式。“辨”是对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的思维过程，“病”即疾病，“脉”本义是对血脉搏动情况的观察，“证”指疾病的证据或病情，“并治”即联合、综合治疗。 1.1 秦汉时期以辨病为主的诊疗模式 秦汉时期构建了以辨病为主导的诊疗模式，包括先秦的“病-药”模式、经方家的“病-方-药”模式及医经家的“病-脉-治”模式，为“病脉证并治”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1.1 先秦时期“病-药”模式 先秦时期有关病、脉、证、治的记载较为单一或零散，是对碎片化知识的积累阶段［5］。一是以“辨病”为主导。文献中已有大量中医病名载录，如甲骨文有“疾骨”“疾疫”“疾目”等30余种疾病名称［6］；《山海经》载“瘿”“疽”“疟”等40余种病名［7］。二是关于脉、证、治的记载较为朴素，皆见于非医学文献。“脉”最早见于《国语》的“土乃脉发”，经《管子》之“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的发展，引发脉的初始概念即“血脉”出现。此时诊脉主要观察局部血脉搏动情况并用于诊察局部病证，如“扁鹊贵其摩息脉血”（《淮南子》）［8］。对“证”的记载较少，以证表示临床表现，如“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列子·周穆王》）。对“治”的记载，最初用于“治水”（《尚书·禹贡》），并引申为“治理”，如“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吕氏春秋》）。 先秦医家诊断疾病以色诊、脉诊为主，如“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治疗疾病多基于经验性医疗实践，如《山海经》记载当时人们通过饮食可治疗的部分疾病，是简单的“一病用一药”的对应关系。“病-药”诊疗模式的产生奠定了“病脉证并治”模式的雏形。 1.1.2 经方家“病-方-药”模式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方技分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房中八家及神仙十家四类，其中经方十一家（简称经方家）主要论述治疗各类疾病之方。经方家在“病-药”模式下增加了“方”的内涵，谓：“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其中，“量疾病之浅深，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为“病论”，“致水火之齐”为“方论”，“本草石之寒温，假药味之滋”为“药论”，形成“病-方-药”模式［9］。 经方家论病以杂病居多，伤寒较少。如里耶秦简载有疾病10余种，《五十二病方》包括52类、108个病种，伤寒仅见于《居延汉简》《敦煌医简》《武威汉简》等［10］。经方家对疾病的“肤-肉-骨-气-血”和脏腑分类法，或为张仲景内伤与外感疾病分类的源起［9］。此期“一病多方（药）”模式已得到普遍认可，如《五十二病方》载有108个病种的300余首方剂，为“一病多方”模式，如其论“疽”：“雎（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骨雎（疽）倍白莶（蔹）”［11］。《神农本草经》记载有内科、外科、五官科等170多种疾病，涉及365味药，为“一病多药”模式，同时其药物的论述自成体系，明确记载药物的产地、采集、加工、剂型、毒性、七情、性味及功能主治。 1.1.3 医经家“病-脉-治”模式 医经七家（简称医经家）主要论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生死预后、调剂药物配方等理论。 第一，是疾病专论。马王堆医书均以“用病”为主，但较为零散［12］。《黄帝内经》进一步整合疾病知识，于第九卷至第十二卷专篇论病，注重疾病分类及诊断，如将疫病分为伤寒、温病等病名，张仲景对伤寒病的分类亦受其启发。《难经》从四十八难至六十一难论病，尤其“五十八难”之“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进一步深化张仲景对广义与狭义伤寒的认识［13］。同时描述疾病程度，如《黄帝内经》之小病、大病、已病、未病等，推动张仲景对“病脉证并治”程式的复杂性思考。 第二，以脉学为核心［14］。所谓“医经”乃“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脉”经历了从“血脉”到“经脉”的演变。简帛文献将两者统称为脉，一般指血脉，如张家山《脉书》之“脉者渎也”；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均为“经脉”的早期版本，是古人在实践中发现的局部脉动之间的联系，标志“脉”开始从实体血管向理论模型转变［15-17］。《黄帝内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经脉”名称；《灵枢·经脉》还论述了十二经脉的循行起止，如“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出其端”，《难经·八难》亦载“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因此，秦汉脉学包括脉诊、血脉和经脉理论，为张仲景脉学的渊薮［18］。 第三，“治”为基于病脉关系设立治则。先以脉划分两类疾病，一类是镵石针艾所治“经脉病”，一类是“汤液毒药”所治“非经脉病”［19］。随之以脉诊断疾病，简帛医书如马王堆医书与张家山《脉书》等对经脉病诊断论述较多，以“相脉之道”建立了“以脉统病、凭脉辨病”理论。《黄帝内经》《难经》不仅论述“经脉病”，亦记载“非经脉病”的诊断手段。一方面，《黄帝内经》的三部九候诊法、人迎寸口诊法、十二经诊法及《难经》独取寸口法等脉法皆是早期血脉的演变，为张仲景辨识杂病与危症提供思路［20］；另一方面，《黄帝内经》《难经》的经脉理论经过了“三阴三阳”的规范［18］，对张仲景外感病框架有所启发。此外，设立治则，《黄帝内经》等治病求本、三因制宜、标本先后等原则皆推动了张仲景对疾病治疗总则的确立。 综上，中医诊疗模式从先秦“病-药”单一模式逐渐发展到秦后期“病-脉-治（方药）”复合模式，是对单一知识的理性整合，为“病脉证并治”构建奠定了理论与临床基础。 1.2 张仲景“病脉证并治”模式 张仲景是医经与经方的集大成者，创造性构建“病脉证并治”临床范式，将理论与实践统一为理、法、方、药全系统诊疗模式［3， 21］，遵循“辨病-辨脉证-并治”的诊疗思维程式进行疾病的辨治，具体如下。 首重辨病。《伤寒杂病论》将疾病分为内伤杂病与外感病，从其卷目、提纲到原文皆表明对辨病的重视。一方面，沿袭前期文献中具体病名的记载，如疟病等论述“一个病”，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等论述“一类病”，由此演化为《金匮要略》。另一方面，升华了对《黄帝内经》《难经》等疾病分类理论的认识，独创《伤寒论》“三阴三阳”的外感病分类体系。张仲景所论之病有其特定内涵，是通过分类对疾病本质的高度认知［22］，体现了该模式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次重辨脉。宋本《伤寒论》首列“辨脉法”“平脉法”，开“辨脉证治”先河。张仲景将“脉”置于“证”前，此处“证”为反映疾病的证据，不同于现代辨证论治所论证型之“证”。经方家按病施方，并不察脉辨证；医经家的脉诊与疾病有关，却与方药无关［14］。张仲景是最早运用脉学将医经和经方紧密联系起来的医家，充分体现在诊疗过程中。诊断上，延续血脉含义，以“脉证”讲，其脉法汲取遍诊与寸口脉诊的精华，根据不同情况选取不同部位［20］。治疗上，基于经脉理论，其平脉辨脉所得脉象是反映疾病本质的关键维度，可以“定虚实、决生死”［16］。因此，张仲景通过平脉辨证、脉证合参，根据临床实际决定脉证取舍，体现了该诊疗模式的灵活性与动态性。 继则辨证。辨证是该模式的核心环节，医经与经方虽对“证”记载较少，如《素问》仅《至真要大论篇》载“证有中外”，《难经·十六难》亦有“外证、内证”之说，却已蕴含“辨证”思维，普遍指导痹病、痿证等疾病的临床诊疗。张仲景论“证”，一方面表明感性之证，即单一症状或症状组合，如外证、表里证、脉证；另一方面代表理性之证，即通过中医思维对疾病本质的凝练与概括，运用“以证代病”的权变方式为病逐级分类，每一类病包含若干证［23］。有研究认为，“证”在《伤寒论》中有症状、代病、证候三重含义［24］，统一为“辨病辨证的结合模式”，体现了该诊疗模式的程式化与逻辑性。 最后论治。张仲景将“治”与“病脉证”同列，是对病、脉、证的单独或复合治疗，其治则治法与遣方用药是对前期文献的承创。治则方面，如“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等皆是对《黄帝内经》未病先防、治病求本原则的发挥。治法方面，根据疾病本质确立核心治法，如痰饮病“温药和之”、太阳病“汗法”等。方药方面，涉及药味、药量、剂型、配伍等，如化裁前期医籍制定经方，将估量单位规范为“两”，形成汤剂为主的剂型，实现了方剂学的突破，成为公认的“方书之祖”。 2 “病脉证并治”模式的内涵与确立 《伤寒杂病论》所确立的“病脉证并治”模式，是一套认识与治疗疾病本质的临床思维程序，核心是分析错综复杂及真假难辨的脉证关系。 2.1 首当辨病，确立治则 第一，判断未病、已病。张仲景认为生命遵循阴阳五行规律，先判断未病、已病，再确立治疗原则。如“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伤寒论·序》），“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上工治未病……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等。 第二，鉴别伤寒与杂病。张仲景遵循“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的治病求本之旨，以《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之“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为标准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再根据“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原则施治。 第三，杂病确定具体病名，如霍乱、痢疾等，根据“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原则治疗。伤寒则确定六病与坏病［25］。“辨六病”用六经模式系统辨证，确定三阴三阳归属，把握疾病共性规律，再遵循“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原则施治。“辨坏病”以误治模式辨误治后各种变证，是揭示非六经病的个性规律，遵循“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原则施治［25］。由此，把握疾病诊疗方向，降低失治误治的可能性。 2.2 脉证互参，确定治法 辨六病、杂病以“平脉辨证”。一是平脉，伤寒重视寸口诊法，先确定单一脉或复合脉，再判断是主脉、兼脉、死脉等；对杂病、危症汲取遍身切脉法，参以趺阳、人迎、少阴［20］。二是辨证，涵盖症状和病本两个维度的辨识［4］。先识别是单一症状还是症状群，再分为主证、兼证、或见证、阴证等，进一步思考“证”的本质。此过程脉证互参，根据不同临床情况选择舍证从脉、舍脉从证或脉证相合，六病辨析结果为典型的一经或复杂的几经，杂病辨析结果为一个病或一类病，从而确定汗、吐、下等治法［26］。辨坏病则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根据变证思考疾病新的变化态势及病本再确立相应的治疗措施。 2.3 方证相应，随证治之 临床上对于具体方法的落实体现在方证上，所谓“病皆与方相应者”。方证是规律性组合，着眼点为病机［27］，故刘渡舟认为“《伤寒论》突出证、治、辨三个字……基于六病与坏病的辨识，形成了张仲景外感病的常法与变法，二者统一于方证相应体系”［25］。《金匮要略·序》亦言：“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因此，张仲景针对六病与杂病，遵循“方证相应”具体诊疗，若为坏病则“随证治之”。针对具体方药，还有煎服法、中病反应、预后、宜忌、调护等内容。 综上，“病脉证并治”确立了“以病为纲、脉证为目，治病求本”的病证结合临床范式，该模式以“辨病”为思维起点，“辨脉证”为思维核心，“并治”为思维落脚点。 3 “病脉证并治”的发展及“辨证论治”的提出 后世医家在“病脉证并治”范式基础上，对不同疾病本质的认识各有侧重或综合应用，大致包括辨病、辨证、辨症、审因、辨体质等，如以“脉因证治”“辨证施治”“诊病施治”“见症施治”“辨证论治”等概括中医诊疗模式。 晋唐时期继承“病脉证并治”模式仍以辨病为主导。如《集验方》以“治/救某病方”，《删繁方》以“某病方”，体现了“病-方”模式的经验累积。《诸病源候论》的“以病分门，门下列证”方式，共计67门，载病源证候1739论，《颅囟经》有“脉法、病证、证治”等章节，《千金翼方》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方式归类张仲景所论之病。因此，该时期是对“病脉证并治”模式的初步继承。 宋金元时期对“病脉证并治”模式进一步拓展与发挥。大多古籍延续“病-证-方”或“病-方-证”体例特点成书，病、脉、证、法、方皆有涉猎。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的“脉病证治”模式，所论“五科七事”完整阐述了此模式内涵：“五科者，脉、病、证、治及其所因。七事者，所因复分为三。故因脉以识病，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脉因证治》的“病脉因证治”模式将临床过程概括为“先求诸脉，而因、而证、而治，四者井然”。与理学发展有关，该时期尤其对病因、病机、体质等理论有详细阐述，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记载疾病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并涉及辨六经、辨体质、辨症状等方面。因此，该时期是对“病脉证并治”模式的扩充阶段。 明清时期，“病脉证治”逐渐向辨证论治发展。形式上，仍沿袭之前体例，如《景岳全书》的“病理证治方”模式，《类证治裁》的“病症、论治、脉候、附方”模式。内容上，辨证施治、辨证论治首次出现，如《慎斋遗书》曰：“盖病有标本……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证治要义》曰：“若喜惠民之学，辨证论治，妙义天开，能使不知医者，亦能知病之原委，诚有功于民生”。虽未出“病脉证并治”模式治病求本原则，但随后“证”作为“證”的异体字，“症”作为“證”的俗字使用，导致“证”“症”含义分化，随症施治、按脉辨症、按证施治等词出现［28］。因此，该时期辨证论治的提出，体现出“病脉证并治”逐渐向辨证论治的分化发展。 4 辨证论治模式的确立及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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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运气病释》是一部由清代医学家陆懋修所著的医学著作，该书共九卷，专门探讨了《素问》中关于运气理论与疾病关联的内容。陆懋修，字九芝，号江左下工，又号林屋山人，是江苏吴县人，出身医学世家，他的外曾祖父王丙是著名的伤寒病专家。陆懋修年轻时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中年转向医学，广泛阅读各类医学书籍，最终成为清代晚期的一位杰出医学家。 《内经运气病释》的编撰始于陆懋修对《素问》中运气学说的深入研究。运气学说源自《黄帝内经》，它强调自然界的五运（木、火、土、金、水）与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陆懋修认为，温热病的流行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因此，要理解疾病的本质，就必须从《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寻找线索。于是，他耗时20年，反复修改，最终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完成了这部著作。 本书前七卷精选《素问》中关于运气变化与疾病关系的篇章，如“天元纪大论”、“六节藏象论”等，对其进行归类、注释与阐发，特别注重从运气的角度解析病因。后二卷则选取了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的16首方剂，以及清代嘉庆年间缪问的《司天方论》中对方剂的分析，通过这些经典方剂，探讨了运气致病的治疗法则。此外，书后还附有《内经遗篇病释》一卷，对《素问》遗篇中涉及的病证进行了注释，详细解析了五疫的推算原理。同时，还有一卷《内经运气表》，以13份表格的形式系统展示了运气的推算方法。 陆懋修在编撰过程中，将运气学说与疾病症状、病理变化相结合，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他通过对《素问》运气理论的深入剖析，提炼出运气致病的规律，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指导。例如，他通过分析《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归纳出了不同运气状态下可能出现的病候，从而帮助医生在诊断时能够考虑当时的天气和季节因素，做到精准辨证。 《内经运气病释》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当时医学领域中运气学说与疾病关联研究的空白，也促进了运气学说的传承与发展。陆懋修的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成为了研究《内经》运气学说的经典之作。通过这本书，后世医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内经》中关于运气与疾病关系的精妙论述，进而提升诊疗水平，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在版本方面，《内经运气病释》属于《世补斋医书》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共有三十三卷，其中《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遗篇病释》一卷、《内经运气表》一卷。本次整理工作以清光绪十年（1884年）的初刻本为底本，这是陆懋修亲自校订的版本，内容完整，刻字工整，是研究《内经运气病释》最权威的版本之一。此外，还参照了多个版本进行校勘，确保了本书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网盘一下载：22694《内经运气病释》清·陆懋修著，周国琪李海峰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网盘二下载： https://www.123684.com/s/bapUVv-Rqxyv https://www.123912.com/s/bapUVv-Rqx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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